汶川十年丨成理人的坚韧与温情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
山崩地裂间，我校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奔赴汶川、北川、青川等地，助力救灾工作；学者教授运用一己之长研究著书，为灾后重建建言献策；从地动山摇中走出的幸运者或因求学、或因工作来到成理，在全新的环境中开启自己的新生活……
值此“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撰文回望，只为记录灾难之下，救援专家星夜兼程的奔走，成理学者的社会担当和地震亲历者们那双助人助己的温暖之手。
不知不觉，已然十年
北纬31.01度，东经103.42度
这个圆点
依旧令人心有震颤
回望十年
时间可以改变一个人
也可以塑造一代人
远眺西北方
大灾大难可以考验一个民族
也见证了我校地灾防治团队
教授专家的专业所长与社会担当
十年防治，地灾学者共同坚守
5月以来，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地灾国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时常穿梭在实验楼的大小会议室中，讨论着“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系列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第五届强震地质灾害及其后效应国际研讨会（MEGE 2018）的举办，学校与相关省厅局签订合作协议的对接、裴向军教授重点研发计划启动会的筹备……这是一场对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纪念，更是一次持续发力防灾减灾事业的集结。
2008年的汶川地震将一个陌生的研究领域摆在了地灾国重实验室学者的眼前。这个曾以工程地质、高边坡治理见长的实验室临危受命，第一时间组织专家深入北川、都江堰、青川、崇州、什邡等一线重灾区，对震后直接危害到灾区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滑坡、崩塌、堰塞湖等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现场排查，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灾区人民的二次伤亡。
作为首批深入灾区的专家之一，时任实验室副主任的许强于5月13日凌晨2:00从成都出发赶往北川，眼前悲怆的场景撞击着他的心理承受底线。“我们是研究防灾减灾的。面对这个发生在‘家门口’的巨大灾情，我们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汶川地震研究清楚，或是用我们的全力，尽量研究清楚。”
▲许强教授与裴向军教授在茂县排查隐患
▲唐川教授在北川关庄片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会商石板沟滑坡堵江情况
▲裴向军教授分析次生地质灾害
▲沈军辉教授向当地政府介绍干沟泥石流的安全隐患
十年的持续研究让地灾国重实验室成为了汶川地震相关研究领域的“最强学术团队”，在获得国内同行称赞的同时，他们更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侧目。
自2008年起，地灾国重实验室通过与国外学者交流、合作建立防灾研究基地、发表高水平论文等方式，推进实验室的学术国际化——五次主办汶川地震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办世界滑坡风险评价国际博士课程培训班(LARAM School)和大滑坡调查评价国际博士课程培训班(iRALL School) ，与意大利、荷兰、日本、台湾等国家与地区共建震后科学研究基地，在全球范围内65篇最高引用率的汶川地震相关研究论文中，占据20篇的比重……
如今，地灾国重实验室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关系，通过与国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国际科研合作，支持实验室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出国访问、交流学习，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实验室讲学等多层次全方位的形式，践行自己的国际学术路。
为了实现“要将汶川地震研究清楚”这份承诺，十年来，地灾国重实验室的专家们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汶川、北川、青川等灾区一线，与时间赛跑，在雨季来临前抢获现场一手资料。他们几乎都经过缺少食物、没有住处，连续数天翻越山峦排查灾害隐患，甚至几番身陷绝路等险境，九死一生的际遇。
十年来，结合汶川地震区灾害的特点和发展演化，地灾国重实验室在汶川地震地质灾害研究方面已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其中，2008年—2009年同震地质灾害期，重点开展了汶川地震同震灾害的排查、灾后重建选址、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重大地质灾害点的勘察和防治工程设计等工作，研究了汶川地震过程中触发的数万处滑坡崩塌、滑坡坝和堰塞湖的特征、发育分布规律及其成因机理。
2010—2013年为震后泥石流灾害集中爆发期，汶川地震触发的大量崩塌滑坡，使灾区新增上百亿立方米的松散固体物质堆积于坡麓和沟谷，一旦遭遇强降雨即以泥石流等方式向下游运动。因此，汶川地震灾区先后经历了2008年“9·24”北川特大泥石流、2010年“8·13”清平、映秀、龙池“三大片区”特大泥石流灾害、2012年“8·17”彭州银厂沟泥石流灾害，以及2013年7月8日至10日于都江堰、汶川等地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地灾国重实验室随即将部分研究重点转向震区泥石流调查评价、成因机理、监测预警和防治工程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2013年至今为震裂山体高位滑坡期，汶川地震区的震裂山体在长期重力作用下开始产生滑坡崩塌灾害，灾区先后产生2013年“7·10”都江堰五里坡滑坡，死亡失踪166人；2017年“6·24”茂县新磨村滑坡，瞬间将新磨村掩埋，死亡失踪83人；2017年“8·6”茂县新店村滑坡，使G213国道中断数十天；2018年“4·8”龙溪乡阿尔寨滑坡，因成功避险无人员伤亡。
这些滑坡往往地处大山顶部，且被植被覆盖，具有高位和高隐蔽性特点，防范难度极大。依托于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地灾国重实验室提出并构建了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的“三查”体系，并牵头成功申报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目前“三查”体系已在四川、贵州等地开展示范应用。
2010年8月13日，绵竹清平乡文家沟特大泥石流的成功治理，是由地灾国重实验室参与解决的汶川地震灾区泥石流治理工程的重大难题之一。
在汶川地震过程中，清平乡文家沟发生了特大型滑坡，其方量达到8600万立方米，其中5000万立方米的滑坡—碎屑流松散固体物质集中堆积于其下游的沟谷。巨量的松散物源在2010年8月13日强降雨过程中地表水流的冲刷下，形成了约450万立方米的特大山洪泥石流，其规模之大，世界罕见。
地灾国重实验室的专家经现场调查后，创造性地提出“水砂分流”、“柔性排导槽”等泥石流治理新思路新工艺，成功治理了清平乡文家沟大型泥石流灾害。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徐绍史评价 “攻克了世界级的治理难题，建造了世界级的宏伟工程，创造了治理史上的奇迹。”
这样的工作案例不胜枚举，“6·24”茂县新磨村滑坡治理、都江堰龙池特大泥石流治理……在日夜兼程的奔走中，多地的地质灾害警报被一个个解除，而国外学术界更是看到了防灾减灾领域的中国方案。
近年来，地灾国重实验室的部分专家又将研究视野转到地质灾害链和长期效应方面，将对地震灾区地质灾害动态演化规律进行持续长期关注和研究。同时，他们还将未来的学术视野凝集于地质灾害国际化对比、地灾快速评价以及从纯地质灾害研究向主动抗震设防、多灾种监测预警等方面。“对我们实验室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把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挽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通过对滑坡研究和防灾减灾技术的不断升级，真正实现对未来地质灾害的快速评估，减少地质灾害对人类的破坏或危害。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地质灾害研究的学者所具备的使命感。”研究员范宣梅说道。
十年探索，一座城的过去和未来
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我校87岁的地质学家刘兴诗教授携新书在东区图书馆和师生们见面。这是十年来他写的关于汶川地震的第二本著作：《我走过震后的汶川——一个地质学家的“5.12”记忆》，该书包括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5·12记忆”“汶川地震的地质学解读”“废墟上的重建”“地震中的生命奇迹”“答南开中学老同学们”。字里行间，有对灾区场景的重现，有对生命的礼赞，亦有专业地学解读。
十年前的5月，在北京大学开会的刘兴诗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后十分震惊。
当刘兴诗在电视上目睹灾情后，立即拿起电话联系灾区。但此时，灾区通讯完全瘫痪。几日后才联系上龙门山镇宝山集团副总任彬。“我是地质工作者，也是灾区一些县市的专家顾问，不能躲在遥远的未名湖边。”5月17日，刘兴诗不顾朋友们的劝阻，乘机飞回了四川。
回川后，刘兴诗先后奔忙于各个灾区，捐物资、做调研，成书的素材也大都是在这个阶段积累的。6月，刘兴诗进第一次进入余震不断的银厂沟，当时的他特意穿了一身红衣，没有带助手，做好了特殊的心理准备。他只身一人爬到废墟里，发现映秀中学教学楼好好的，而学生宿舍全跨了，心想一定是建筑有问题。随后，刘兴诗又想爬到山上去，看看有没有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性。救援的官兵把他拉开，说山上危险，随时有可能塌方，刘兴诗却执意要去看看，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救援。期间他两次受伤，得到沈阳军区和兰州军区野战医院处理，才无大碍。
▲兰州军区野战医院医务人员为刘兴诗教授处理伤口
进入彭州，刘兴诗第一次见到当地旅游局局长，她愁容满面地对刘兴诗说，景区破坏严重，准备放弃龙门山镇以上的整个地段，将未来的发展的重点撤退到龙门山镇以下。刘兴诗安慰道，“不要轻言放弃，要有信心才行。”“那就等地质专家的报告吧。”旅游局局长十分颓丧。刘兴诗急了，“还等什么地质专家说话？现在许多地质专家都是我们的学生，难道老师不如学生？难道人退休了，学识和经验都不管用了？难道大难当前，还分什么退休不退休，有没有职务不成？你给我一台车，尽可能往前面开。车开不过去，我走进去，让我自己去看看吧。”
刘兴诗明白，要了解真实情况，必须走到破坏最厉害的地方，要在那里仔细观察山崩、滑坡发生的具体情况，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做出正确判断。
十年间，刘兴诗几十次出入于北川、绵竹、彭州等地，埋头做自己的事，用一个退休地质工作者的热情和余力服务了灾区和民众。
刘兴诗曾问自己，一次次冒险进入灾区，仅仅得到了一派悲惨景象吗？他明白，他还得到了另外的东西，那就是重建的信心。正是一次次的冒险探索和深入现场的反复勘察，才对灾情愈发清晰，心里才有了底气。
也因为这样的底气，在余震未息期间，刘兴诗在受邀参加成都电视台33频道《叩问地球》节目时曾笃定地回答道：“放心吧！只要政策和资金到位，明年夏天又可以到龙门山中休闲避暑了。”如今，龙门山镇的农家乐早已重新开了张，证实了刘兴诗所言不虚。
十年过去，刘兴诗忘不了自己曾深入灾区的所见所闻，忘不了作为一个地质工作者疲惫而满足的奉献时光，他把自己的救灾的责任和心中的遗憾写进书里，写给每一位的读者，也写给自己。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的教授傅广海和刘兴诗教授一样，曾因自己在灾区一线的所见而郁结于心，也因天灾面前人类力量的有限而遗憾不已。长期以来，只有沉浸在灾后重建的工作时，傅广海心中才得以有些许的踏实。
2018年1月，傅广海新书《十年重建:“5·12”汶川特大地震遗址区旅游开发研究及震后旅游的社会经济效应分析》正式出版，由刘兴诗作序，“该书在总结灾后重建成果，分析龙门山构造活动断裂带地震遗址区旅游开发的社会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于北川地震灾区考察的傅广海教授
2008年7月，傅广海受四川省旅游协会的委托，深入都江堰二王庙、青城后山、彭州银厂沟、北川县城，什邡红白镇、蓥华镇穿心店、绵竹汉旺镇地等进行实地调研， 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傅广海对龙门山构造活动断裂带地震旅游产品开发的原则、思路、战略、策略等提出了系统的构想。十年来，傅广海和他的研究生团队对上述区域灾后重建工作的关注从未中断。
“5·12”汶川地震给居住在龙门山构造活动断裂带上的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该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研究中，傅广海发现，地震灾害的发生改变了龙门构造活动断裂带原有地貌景观，但同时也创造了诸多震迹资源。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傅广海发现眼前这些震迹是可被开发、助力灾后重建的宝贵资源——在灾后恢复发展十年间，此处的地震遗址区旅游业便成为了援建创收的新亮点。
2016年，傅广海萌生了著书的想法：一方面，著书旨在总结汶川十年重建过程中的效果与启示。另一方面，组稿成书也算是给未来留下一点史料和参考。
在自发写书的过程中，经费来源、信息采集和信息形变等难题一一摆在傅广海眼前，即便傅广海自驾车带着研究生几次回访灾区，但因涉及调研的区域太多、范围太广，随时随处都存在不可控因素。
好在事情最终出现了转机，四川省旅发委的胡斌副主任向他伸来了援助之手。在胡斌的支持下，傅广海获得了较为了丰富而详实的各地资料。他坦言，这些资料对成书十分关键，而获得帮助也在一定程度说明了自己所做之事得到了他人的认可。
经过一整年紧锣密鼓的筹备，在汶川十周年到来之际，新书终于得以出版。拿着油墨香的新书，傅广海明白，写书出版并非自己一时兴起，而是十年积累的水到渠成，是将自己所学所知回报给社会的最好办法。“一直沉湎于过去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只是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人们去了解当时的情形，了解龙门山构造活动断裂带灾后重建和当地旅游业发展，能够发挥有益的引导作用。”
十年重生，活下去就有新可能
又到5月，距离那场山河破碎整整十年。汶川、北川、绵竹、都江堰……这些城市和小镇承受了最为沉重的关注与哀伤。地震对于亲历者们而言是一块不忍触碰但又无法忽视的伤疤。逝者已然安息，而生者的生活仍在继续。
“当时我六年级，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幕，唯一的念头就是快点往外跑。”作为汶川地震的亲历者，管理科学学院学生何富琨的家乡在绵阳市平武县坝子村，她所在的坝子小学就位于群山环绕之中。回忆起过去，仿佛一切就在眼前：操场中间蹲满了学生，抱着头相互依偎；街上一片狼藉，路边的房屋或已坍塌，或悬空着残垣断壁；远处的山上不断有石头滚落，卷起尘土冒着黄烟。
停课后，学校变成了人们临时的安置地，大家都住在简易帐篷里。2008年暑假，很多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当地，为当地学生补课。从这群大学生口中，何富琨听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分别时，一位志愿者告诉何富琨“上天让你活下来了，就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出大山。”此时，12岁的何富琨第一次有了念大学的想法。“我们村几乎没有大学生，大多数人念完初中就出去打工，如果没有那些志愿者，我可能根本不会去考大学。”志愿者的到来，让何富琨坚信每一段不努力的时光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进入大学后，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总能看见何富琨的身影：她加入大学生志愿团、筹划并举办慈善募捐晚会、参加志愿陪伴留守儿童活动……在何富琨看来，志愿服务不仅仅是一场不求回报的劳动，更是一次对他人精神的感染，一次感恩行动的接力。十年前，大学生志愿者的话语激励着她努力走出大山；十年后，她想将这一份爱，这份感恩延续下去，带给更多的人。
▲何富琨在“双百双梦”扶贫活动中作励志演讲
如今，何富琨已被保研至电子科技大学，继续自己研究生的学业。对她而言，生活画卷中的无数可能，才刚刚展开。
同样作为地震亲历者，我校法学院教师杨一说起这段满目疮痍的记忆则是更难以平复。作为一位北川羌族女子，她是幸运的，因为活着；但曾几时她又会怀疑自己是不幸的，因为那段经历太过惨痛。
“一阵剧烈摇晃后，我迅速打开大门，楼梯不见了，楼道里全是灰尘，什么也看不见，逃出去是我唯一的信念。”慌乱中的杨一来不及穿鞋就直接从三楼跳下来，此时的她才发现，整个小区已经垮塌，楼体倾斜着沉入地面。强震一波接着一波，人们只得全身紧贴着地面，趴在地上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地震后，镇上的房屋垮了一大半，通往外界的公路被山上滚下的巨石堵住了，整个镇子变成一片与世隔绝的瓦砾场。
傍晚，下起了小雨，县城内仍旧丝毫没有外界的消息。此时的温度越来越低，四周余震不断，不时的滚石声令人们不约而同用惊恐的眼神望着彼此，但大家尽量保持平静，没有哭喊、没有混乱，甚至连8、9岁的小学生也很安静的坐在草坪上，将自己的红领巾解下，用作包扎伤员。期间，杨一与父亲、母亲投入自救与抢救他人的工作中，有陌生人看她光着脚，递给了她一双小了许多的拖鞋。
过分的宁静反而令人不安，次日凌晨四点，始终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人们决定：自己走出去，往绵阳走，总会遇见人的。于是大家分成四个小分队，每支队伍里有青壮年，也有老人和小孩。考虑到余震不断，人们决定分开行动，每队出发间隔十分钟，为的是如果有不幸遇到滑坡滚石，大家不至于来不及分散逃生。
从北川老县城到绵阳约有70公里，这一路上他们需要躲避山上不时滚下的足球大小的碎石，还要搀扶着老人，背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翻过早已砸毁的道路，朝山外走去。杨一穿着不合脚的拖鞋，强行镇定地走了30多公里后，终于看到了第一批救援的队伍。然而，由于救援车队有限，这批救援队只能先行接走老人和孩子，其余人员只能靠自己继续前行，等待下一批救援。
“2008年对我十分重要，我经历了生死，我研究生毕业了，同时我也来到成都理工大学工作，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在最为艰难的时光里，同事的关心和学生的体贴令杨一感到温暖，只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噩梦和失眠却常常击中她内心的脆弱。
▲儿时的杨一与母亲在北川旧城
▲杨一与女儿近照
女儿的到来让杨一开始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2008年毕业结婚后，对生命的无力感令她结婚八年中，始终不敢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八年里，她尝试重游故居、找人倾诉、咨询心理医生……一次次用力与自己和解，去接纳生命的不可知。
“2016年，我觉得我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孩子了，我想让她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每份经历无论喜悲都将是她一生中的一个部分。”新生命的到来让杨一逐渐对过去释然，“我现在不会带女儿回旧城，那些残垣断壁对于一个2岁的孩童而言还太过直接。但我会在女儿18岁时带她回北川老县城，作为送给她的成人礼，告诉她这就是妈妈成长的地方。”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到来之际，杨一与父亲商议是否要回到家乡看看。想到即将回到家乡，杨一眼中泛起了光。这个或许会令旁人害怕的地方，杨一的确分外想念，她想念北川温暖的阳光，还有带着紫荆花香味的山风。
思考半月后，杨一艰难地决定暂不回北川。也许是近乡情怯，也许是更多不足为外人道来的情愫。“我可能暂时还迈不过那个坎，但我知道那里就是我的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成都理工大学新闻网
文：林汐璐
大学生记者站 雷宇航 金涵
封面：新媒体工作室 肖博 杨梁
编辑：新媒体工作室 肖博 李楚祎
责任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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